上海900亿母基金锚定生物医药,耐心资本开启十五年产业长跑
生物医药等硬科技产业研发周期长、资金需求大,过去常被形容为容易陷入“死亡之谷”。随着政府母基金体系加速完善,长期资本正以更系统的方式进入创新药、医疗器械、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推动产业融资逻辑从短期财务回报向长期产业陪伴转变。
超长周期母基金落地
艾媒网(iiMedia.cn)获悉,2026年11月17日,在由《艾问人物》与母基金周刊联合呈现的圆桌对话中,浙江省创新产业私募基金董事长郑钧、长安汇通基金董事长兼总经理葛朋、上海国投先导公司总经理温治首次系统披露了政府母基金支持生物医药等硬科技产业的最新实践与深层思考。
其中,上海国投先导受托管理的上海市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总规模高达900亿元,基金存续期均设定为15年,成立以来累计投决金额已近600亿元,成功带动超过3000亿元社会资本投向三大先导产业。温治透露,2025年该基金投资规模约350亿元,2026年仍将保持300亿元以上的投资强度,以持续稳定的资本供给支持科技产业发展。
图片来源:界面新闻
这一标志性事件意味着,中国生物医药产业正迎来一批真正愿意陪伴企业穿越“死亡之谷”的国有资本,长期资本的制度安排开始实质性跟上科技创新的时间尺度,也预示着行业融资逻辑正发生根本性转向。
“耐心资本”的制度化突破
生物医药产业素来有“双十定律”之说——十年研发周期、十亿美元投入,且临床失败率极高,传统私募股权基金通常7年左右的存续期与这一产业规律存在根本性错配,导致国内创新药投资长期呈现“后期扎堆、早期缺位”的结构性失衡,大量具备原始创新潜力的实验室成果因等不到长钱而倒在产业化前夕。
温治在对话中明确,上海国投先导的15年存续期设计并非简单的时间延长,而是试图建立与生物医药研发全周期相匹配的资本供给体系,通过直投与子基金协同推进,将资金精准配置到早期研发、临床转化乃至产业化落地的各个环节,真正践行“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策略。郑钧亦透露,浙江省创新集团在去年升格后,已构建起更为聚焦科创领域的投资体系,注重在生物医药等关键赛道形成纵深布局,从“投早、投小”到重大项目全周期覆盖,逐步深化对技术价值与创业者韧性的认知。
葛朋所执掌的长安汇通则代表了中西部地区国有资本运营平台的探索路径,通过母基金模式引导区域资源向硬科技倾斜。这种由政府母基金主导的超长周期投资,核心诉求已从单纯的财务回报倍数转向产业生态培育,通过容忍更长的失败周期和更低的短期流动性要求,为源头创新提供制度性试错空间,从根本上重塑资本与技术的对话方式,试图回答“什么样的资本才配得上一个需要时间成长的创新中国”这一命题。
区域实践与深层考验
从上海的900亿先导基金,到浙江升级后的科创投资体系,再到陕西长安汇通在国有资本运营平台的纵深布局,浙陕沪三地的探索共同勾勒出政府母基金从传统的“资金配置者”向“产业生态组织者”转型的清晰图景。
温治指出,上海模式的关键在于以持续稳定的资本供给支持科技产业发展,而非追逐短期财务收益,目前已形成直投与子基金协同的立体化网络。然而,超长周期基金的运营仍面临多重严峻的现实挑战:其一,现行国资管理体系如何适配15年至20年的考核周期,避免“长期投资”在实操中异化为“低效投资”甚至滋生道德风险,需要建立跨越经济周期的差异化考核与容错机制;其二,在强调国资保值增值的刚性约束下,早期生物医药项目的高失败率与审计问责压力如何平衡,仍是困扰一线投资人的现实难题;其三,社会资本即便被政府资金撬动,是否真正具备同等耐心,还是仅将母基金作为风险缓释工具,存在“明股实债”或短期化操作的可能。
此外,GP(管理人)是否具备足够的产业认知深度、对复杂技术路线的判断力,以及对创业者韧性的识别能力,再加上跨周期退出通道的畅通性,都是决定这场实验成败的关键变量。正如对话中多位掌门人所共识:钱能等得更久,只是解决了第一层问题,资本是否真正学会了深度理解技术、坚定陪伴企业,才是这场变革中更大的考题。
长钱时代与产业创新的双向奔赴
当全球生物医药产业的竞争日益聚焦于原始创新与源头突破,中国政府母基金以超长周期介入,无疑是在补齐长期以来的关键短板。中国创新药领域虽然经历了多年的高速发展,但First-in-class药物依然匮乏,跟随式创新居多,深层原因之一便是缺乏愿意承担长期不确定性、陪伴科学家走过漫长研发周期的资本力量。
900亿规模的上海先导母基金及其撬动的3000亿社会资本,不仅提供了雄厚的资金弹药,更向市场传递出一种明确的政策信号:国家层面愿意以时间换空间,换取真正的技术主权与产业安全。这种长期资本的注入,不仅赋能了产业的上游研发端,更与下游商业流通端的增长形成了宏观上的呼应。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发布的《2026-2027年中国医药商业产业发展与消费趋势报告》显示,中国医药电商交易规模持续稳步扩大,从2016年的950.0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2714.7亿元,并预计2026年达到3410.2亿元。医药商业渠道的千亿级扩容与稳健增长,为上游创新药的快速商业化变现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预示着产业链上下游正逐步实现供需联动。
但需要清醒认识到,资本周期的延长仅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生物医药创新的成功,依然取决于基础研究转化率、临床试验效率、审评审批速度、医保支付体系支撑以及全球化商业化能力等多重复杂因素。政府母基金的模式创新,必须与科研体制、人才激励、产业政策和市场化退出机制的深化改革形成合力,构建起“资本-技术-产业”的正向循环。
唯有当长期资本找到值得长期陪伴的人与项目,当实验室里的分子式真正转化为患者的救命药,当中国的生物医药企业能从跟跑并跑走向领跑,这场关于耐心资本的宏大实验,才能最终证明:什么样的资本,配得上一个需要时间成长的创新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