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方生物再闯港股：两款新药上市难解盈利困局
内容导读继2022年登陆科创板后，益方生物近期再度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这家已有两款新药获批上市的生物科技企业，在商业化推进过程中选择开辟新的融资通道，其背后的经营考量与潜在挑战引发市场关注。
这一融资路径的调整，与当前医药行业的资本流向特征密切相关。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发布的《2026-2027年中国医药商业产业发展与消费趋势报告》显示，中国医药行业投融资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和浙江五个省（市）以大幅优势领先，融资金额合计超过7500亿元，占总融资额的80%以上。其中，上海以826起融资事件领跑全国，而北京则以2373.43亿元稳居融资额榜首，体现了其作为医药创新高地的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云南省以684.70亿元位列第六，融资仅31起，或存在单笔大额融资案例。相比之下，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如内蒙古、青海等融资规模较小，且多为零散事件。整体趋势显示资本正加速向头部区域和具有明显优势的医药产业集群集中。 在此资本分布格局下，生物科技企业向高能级资本市场靠拢以获取资金支持的诉求愈发凸显。
再闯港交所，商业化兑现难题浮出水面
继2022年7月登陆科创板后，聚焦肿瘤、自身免疫及代谢疾病领域的生物科技企业益方生物近日再次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中信证券出任独家保荐机构，谋求“A+H”两地资本平台的战略协同。
与多数仍停留在临床研发阶段的创新药企不同，益方生物手握两款获批上市的商业化新药——用于治疗EGFR突变阳性非小细胞肺癌的第三代靶向药贝福替尼，以及用于治疗KRAS G12C突变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格索雷塞，且两款产品均成功纳入国家医保目录。
核心管线从零到一的商业化突破，标志着企业正式迈入价值兑现期，是Biotech向Biopharma转型的关键里程碑。然而，矛盾之处在于，产品的成功上市并未转化为预期中的规模化增收与持续盈利，反而凸显出营收结构脆弱、现金流紧绷、治理结构松散等多重深层次经营隐患。
在生物医药行业融资环境整体趋紧、投资者愈发看重自我造血能力的背景下，益方生物此次港股IPO能否真正破解其盈利困局与可持续发展难题，市场各方正拭目以待。
轻资产授权模式弊端凸显
艾媒网（iiMedia.cn）获悉，益方生物成立于2013年，由王耀林、江岳恒、代星三位曾任职于先灵葆雅、默沙东等跨国药企的科学家联合创立，核心团队具备全球小分子新药开发的完整经验。
公司发展过程中持续获得一线风险资本加持，2017年B轮融资由奥博资本领投、礼来亚洲基金跟投，2020年D轮融资更是获得高瓴创投领投，启明创投、经纬创投等多家知名机构入局，2022年7月成功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与自建生产及销售队伍的重资产路径不同，益方生物选择“对外授权”的轻资产策略，将贝福替尼与格索雷塞的国内商业化权益分别授权予贝达药业与正大天晴，自身仅收取项目首付款、里程碑款项与产品销售分成，试图以这种方式规避自建渠道带来的高昂运营成本，同时借助合作方成熟的商业化网络快速实现产品落地。
然而，该模式的风险与局限性正在加速暴露：一方面，公司营收呈现明显的“脉冲式”波动，高度依赖一次性里程碑付款等偶发收益，而基于产品销售的常态化分成占比偏低，尚未形成稳定可预期的收入曲线；另一方面，账面尚存在约1亿元未结算的里程碑应收账款，在创新药行业整体融资收紧、合作方面临自身业绩压力的背景下，回款时间与金额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加剧了公司的现金流风险。
此外，公司股权结构较为分散，创始团队合计持股比例不足三成，港股二次上市还将不可避免地进一步稀释现有股东权益，为企业长期战略连贯性与重大决策效率埋下潜在隐患。
赛道红海竞争，在研管线承压
从市场竞争格局来看，益方生物所处的肿瘤靶向治疗领域进入白热化阶段，存量博弈特征突出。
贝福替尼所在的第三代EGFR-TKI赛道，不仅面临阿斯利康原研药奥希替尼等进口产品的强势挤压，还需应对众多国产竞品的同质化竞争，市场格局趋于固化，后来者突围成本持续攀升；格索雷塞所针对的KRAS-G12C靶点虽曾被视为“不可成药”领域的重大突破方向，但国内有多家头部药企的同类产品进入临床后期或申报上市阶段，先发优势窗口期正迅速收窄，未来价格战风险不容忽视。
纳入国家医保目录虽在客观上提升了药物可及性与患者渗透率，但医保谈判的降价机制也意味着单品利润空间的压缩，对后续销售放量的实际财务贡献需保持理性预期。更深层的战略挑战来自在研管线布局，公司在肿瘤、自身免疫、代谢三大疾病领域的后续研发项目，需直面恒瑞医药、百济神州、信达生物等具备“研发-生产-销售”全产业链能力的行业巨头的竞速围堵。
这些竞争对手不仅拥有更雄厚的资金实力与更丰富的临床资源，更构建了自主可控的商业化闭环，能够在定价策略、渠道覆盖、学术推广及患者教育等环节形成强大协同优势。相比之下，益方生物目前仍依赖合作方触达终端市场，这种“断层式”的商业化链条在日益内卷的中国创新药市场中显得相对脆弱。
若不能在核心管线上实现真正的差异化突破，或尽快通过自建团队、战略收购等方式补足自主商业化能力，其后续产品的价值兑现难度将成倍增加，甚至在下一轮行业洗牌中陷入被动失守的困境。
上市非终点，模式转型任重道远
益方生物此次冲刺港股，表面上是对接国际资本市场、拓宽融资渠道的常规资本运作，实质上却是在现金流告急、研发投入高企与股权稀释风险之间的艰难权衡与生存博弈。
对于一家成功跨越研发门槛、正式迈入商业化阶段的生物科技企业而言，登陆二级市场本应是价值释放与规模扩张的新起点，但益方生物的案例表明，缺乏自主商业化能力的“单腿跳”模式难以支撑长期稳健经营，更无法在行业寒冬中构筑有效的安全边际。
即便港股IPO顺利发行，短期内所募集资金或可缓解迫在眉睫的资金饥渴，为在研管线的临床推进争取宝贵的时间窗口；但从长远发展的逻辑来看，如何系统性降低对一次性授权收益的依赖、尽快盘活高悬的巨额应收账款、构建基于自有销售渠道的可持续经常性收入，才是影响其能否真正穿越行业周期、实现从Biotech向Biopharma质变的关键考核指标。
与此同时，股权高度分散带来的公司治理结构挑战，亦需通过更稳定的战略架构、更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加以对冲，避免因控制权过度稀释而导致的战略摇摆。
在生物医药资本寒冬尚未完全退散、市场估值体系重构的当下，益方生物的赴港之路不仅关乎一家明星药企的生死时速，更为中国大量“重研发、轻商业”的创新型生物技术企业提供了镜鉴：科学创新的终极价值，终究需要在真实世界的终端市场中完成闭环验证，否则即便掌握再前沿的分子式与专利技术，也较难转化为可持续、可预期的健康商业模式与股东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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